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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这些药易犯困！多地提醒：春节返乡谨防“药驾”******

　　春节临近，很多人选择自驾返乡，近期湖北黄冈、新疆石河子等多地交管部门发布消息称，长途驾车，除了注意避免疲劳驾驶、酒驾等，还要注意避免“药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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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后止咳

　　此类成分最易“药驾”

　　“药驾”简单来说就是指服用了影响驾驶安全的药物后仍然驾驶的行为。一些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反应模糊、视线重影等不良反应，从而危及行车安全。

　　“近期止咳药使用的药物咨询量达到了新高。有患者反馈止咳药吃完容易犯困，是因为某些止咳药里面含有氯苯那敏，就是我们常说的扑尔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彦丽说。

　　此前在上海市卫健委直播活动中，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李志玲曾提示，在经常使用的复方感冒药中，凡是带有“敏”字的，一般会含有扑尔敏之类的抗过敏成分，这些成分会抑制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令人产生乏力、困倦、嗜睡或视物模糊、头晕目眩等症状。

　　氯苯那敏主要用于治疗鼻炎、皮肤黏膜过敏，以及缓解流泪、打喷嚏、流涕等感冒的症状。日常药物如感冒清、感速康、速克感冒、酚麻美敏、氨麻美敏、氯芬黄敏、重感灵、复方感冒灵、复方甲氧那明、咳特灵、康乐鼻炎、鼻舒适等感冒、镇咳、鼻炎用药中，均含有氯苯那敏。

　　张彦丽介绍，氯苯那敏是第一代抗组胺药物，能透过血脑屏障、与组胺结合发挥抗过敏的作用，氯苯那敏会引起嗜睡，降低人的注意力和警觉性，使人感觉疲乏或精神不济。因此服用含有氯苯那敏成分的止咳药、鼻炎药或者感冒药后一定注意，不要驾驶车辆，以防“药驾”，威胁驾驶安全，诱发交通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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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扑尔敏

　　这些药物都要注意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列出7大类在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上述药品后应禁止驾车，包括：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催眠药物、有恶心呕吐反应或变态反应的药物、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治疗癫痫的药物，以及某些抗高血压药物和降血糖药物等。

　　“服药时一定查看下说明书。”张彦丽提示，在一些药品说明书中的注意事项和禁忌里会有“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字样，看到这条提示就一定要避免驾车。

　　不同成分在不同患者体内产生影响的时间差异会很大。如必须驾车一般需要等待药物在人体内的浓度下降到一定水平后再驾车。同时一些药物对饮酒或服用失眠药的患者影响会更大些，“事实上，很多药物的说明书都相当冗长，患者往往没有耐心仔细阅读，但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关注这些细节。”张彦丽说。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