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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电题：“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记者聂芝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引起海内外关注。

　　作为一项创举，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现实层面正对世界产生影响，展示了一条通向永续发展的可行之路。

　　现代化是世界性潮流，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100多年前，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建设的进度条越来越快。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全面脱贫、小康梦想成真，创造了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转变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时部分”。

　　“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行时部分”。最终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幸福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在此节点，中共二十大发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员令，并基于一系列实践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释。

　　“现代化”曾被视为“西方的发明”，话语基本为西方所垄断。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认为，“中国正在给人类现代化留下自己的定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使世界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由单数变为复数，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划等号一度盛行。一些“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反而迷失了自己，陷入发展陷阱。

　　正如习近平17日在参加中共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中国基于国情走出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向世界表明“走得对、走得通”，也能“走得稳、走得好”。

　　王义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自己主场的现代化”，启迪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增强他们“你能够成为你自己，实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信心。

　　置于世界现代化版图上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经典模式的单选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探索的开放题。

　　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当前西方现代化困境也具有观照意义。

　　中共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与之相对照，西方现代化被认为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在周文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而西方现代化制造了一种冲突感，贫富分化、社会失序等乱象预示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失灵，“西方需要调整观察世界的视角”。

　　从面向未来的维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进步的价值底色，尤其是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国与国关系和谐，对人类如何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具有破题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从地缘冲突到环境问题，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风险。破坏性、扩张性的现代化老路，已遭到越来越多质疑。人类未来需要新的价值参照。

　　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可分享、可持续、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契合人类未来。

　　从文明的高度来看这份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王义桅认为“它不仅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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