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互鉴探寻人类共同价值构建******
本报记者 陈 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疫情影响深远,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挑战。面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如何通过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推动探寻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寻求应对挑战的方法和路径?日前,在由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五届“清华会讲”上,来自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发展新形态为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一时代命题,尝试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
把握文明互鉴的力量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形成高度共识。大家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也因文明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人们应通过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来深化文明互鉴,携手应对挑战、寻求机遇。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通过犹太音乐家流亡中国的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的动人场景。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为这种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也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通过阐述中国与印度在佛经、天文、文学、音乐、戏剧、语言等方面的交流,说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印文明的互鉴、文明的自省和文明的发展对世界进步有着特殊意义,必须承认和正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共识、超越冲突。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情况。他认为,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非洲和中国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重要举措和中非之间持续深入的合作,能够为非洲和中国的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大助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主任夏泽翰也指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开放的对话。为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有赖于全人类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团结。
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实践和不同的路径探索,也需要彼此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对话。
韩国首尔大学原校长成乐寅从“韩流”的视角探讨构建文化共同价值。他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音乐、电影等流行文化,以及韩餐等元素愈加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加深了大家对韩国的印象。成乐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希望年轻人可以更包容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文化的分享也能帮助年轻人打造共同的价值观,未来大家应努力寻找共同的价值观,让世界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东京大学原副校长吉见俊哉梳理了日本东京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城市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念,希望能够进一步发掘传统遗产的潜力,重新找回东京记忆,让人们回归慢交通、慢生活。他表示,日本城市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亚洲未来要面对的,因此,追求与历史的链接、探寻共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来自印度的迪瓦卡·阿查里亚是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宗教和伦理学方向的讲席教授,他从印度哲学讲到大乘佛教理论,最后落到现实中,通过谈及瑜伽的修行方法和生活方式等,提出印度及亚洲文明带来的启示。迪瓦卡·阿查里亚说,追求个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是印度传统哲学中很关键的一点,这可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统一。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性的挑战,更加需要各国团结面对,以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为基础,采取共同行动,呼唤共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探讨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如何通过这一共同价值的弘扬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现实中探求答案,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张志强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圆。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和多元一体共同体实践而形成的价值观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这个价值体系的精神标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则系统阐述了儒家文明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认为儒家文明提出的价值原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是正义的基础,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作出概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专家学者指出,这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文明提供了全新选择和经验借鉴,为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分析了西方的三种重要思潮,即多元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解构论、生态伦理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内生困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中国方案,阐述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之间的三次中国式现代化大讨论,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和话语来源,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展现了其新境界。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得出的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性思考,也是中国人所创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狄伯杰也非常关注中国治国理政的方案,认为中国的宝贵经验和卓越进步在过去几十年中激励和帮助了很多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为西方主导的治国理政的论述添加了新的视角。“中国梦会成为其他国家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愿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包容、生态、友好世界的愿望。”狄伯杰说。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